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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书法的纵横有象

 汉字是一种笼统的符号,其构造、点划在产生之初,就曾经不是写实的。经过书写的逐步改造,开展出各种文字形态,特别是草书、隶书、楷书之后,篆书中残存的一点“物象”更是全无踪迹了。楷书的横、竖、撇、捺,虽然各有各的形象,但是哪一笔也不是自然物象的传摹;至于每个单字,与物象自身的外形特性,更可能是矛盾的,例如“日”字已变成方形,与太阳这个物象的圆形特征完整不同了。

  但是,汉字起始时字形是以象形为根底树立起来的,并且在先民的观念中,汉字是圣人“仰观奎星圆曲之势,俯察龟文鸟迹之象,博采众美”而发明出来的。这种观念影响深远,形成了人们对书法艺术极重要的一种诉求:以形写象。希望在笼统的点划、构造乃至章法中,表现出或观赏到自然的大美。

  在古文字阶段,特别是小篆以前,汉字随体诘屈,自然物象的方式以一种相对直观的方式存留于汉字的表象。这种特性,易于使人们在阅读时同时产生对自然万象美的联想,从而有可能越过文字字义而直接进入对方式美的观赏、玩味,并反过来生发出在书写中表现自然美的请求。

  对自然美的请求,表现为两个层次。

  第一,从作品的形体联想到自然物的种种神态。对这一层次的表述,主要集中在东汉至魏晋时期。 传为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所著的《笔论》说:“为书之体,须入其形,若坐若行,若飞若动,若往若来,若卧若起,若愁若喜,若虫食木叶,若利剑长戈,若强弓硬矢,若水火,若云雾,若日月,纵横有可象者,方得谓之书矣。”西晋卫恒的《四体书势·字势》称誉古文说:“其文……类物有方。日处君而盈其度,月执臣而亏其旁;云委蛇而上布,星离离以舒光……就而察之,有若自然。”又引蔡邕《篆势》:“或龟文针裂,栉比龙鳞,纾体放尾,长翅短身。颓若黍稷之垂颖,蕴若虫蛇之棼缊。扬波振撇,鹰跱鸟震,延颈胁翼,势欲凌云。”引崔瑗《草势》云:“草书……抑左扬右,兀若竦峙,兽跂鸟跱,志在飞移,狡兔暴骇,将奔未驰。”传为卫夫人的《笔阵图》以至对七种汉字根本笔画都提出了象物的书写请求:比方请求“横”如千里阵云,隐隐然其实有形;“点”如顶峰坠石,磕磕然实如崩也……当然,这里的“象”并非外形的直接描摹,而是质感、力感或势的类似。

  传为蔡邕所作的《九势》把上述种种表达,加以哲学化,提炼为书法艺术的生成论,说:“书肇于自然。自然既立,阴阳生焉;阴阳既生,形势出矣。”自然美是书法美的源本,它经过作品的“形势”而展现出来。

  第二,楷隶文字通行以后,笼统点划全面取代了残存着物象轮廓特征的篆书线条,从形象中直接领悟物象之美已不太容易,于是对书法自然美的体验,更多地转向深层次的肉体、气势。

黄庭坚行书《经伏波神祠诗》部分

  张怀瓘《书议》以为,书法“包括万殊,裁成一相”,这一相是“无形之相”,是取千变万化的自然之神意(而非外形)融铸而成的书法形象。韩愈赞誉张旭说:“观于物,见山水崖谷,鸟兽虫鱼,草木之花实,日月列星,风雨水火,雷霆霹雳,歌舞战役,天地事物之变,可喜可愕,一寓于书。故旭之书,变动犹鬼神,不可端倪。”翁方纲以至说:“世间无物非草书。”在这个层次上,韩愈的“寓”是很重要的一个术语。“寓”就是寄予,自然之神意,寄予在书法的形象之中,为人所感知。——“形”与“象”不是在“物”(对象)的外形神态上(客观),而是经过“人”(主体)对“物”的肉体意态的感受上(客观)得到统一。

  清代书学家刘熙载提出:“书当造乎自然。蔡中郎但谓‘书肇于自然’,此立天定人,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。”强调“人”的行为应当表现“天”的肉体。一方面是“肇于自然”(客体向主体),一方面是“造乎自然”(主体向客体),中国古代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,在此完成了书法学范畴内表述的完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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